1978年，中国开始了以经济筑造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30年来，农业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产品流通幅度不断扩大，流通总额由1978年的61亿美元成长到2007年的781亿美元，增长11.8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农产品流通国。农产品流通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本两个范畴、调剂国内范畴余缺、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助力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农产品流通成长历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产品流通经历了持续增长、波动徘徊和综合成长三个阶段。各阶段变化与农业成长和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快速成长阶段（1979-1993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助力下，农业成长步伐大大加快，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连年增产，为农产品流通赠与了稳定基础和产品来源。外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进行，外贸企业经营机制日益放活，助力了农产品流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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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农产品流通的主要特点是：幅度持续扩大，顺差明显增加，范畴逐步多元化，比较长处开始显现。1979年农产品流通总额超过100亿美元，1989年超过200亿美元，1993年为205亿美元。年均增幅为4.3%。1993年顺差达到41.7亿美元。主要进出口范畴发生根本变化，由原来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转向以范畴经济国家和地区为主，美国、西欧、日本、东南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成为中国农产品主要流通伙伴。水产品、园艺产品和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出口主打品种，合计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额的60%。
这一阶段，农产品流通额在商品流通额所占比重下降，出口额比重由1980年的26%降到1993年的14%，进口额由1980年的34%降到1993年的8%，农产品流通出口创汇的作用明显弱化。
（二）波动徘徊阶段（1994-2001年）。中国筑造社会主义范畴经济的目的更加清晰，各项改革综合展开并深入推进；加入世界流通组织谈判进程加快，综合开放局面逐步形成；农业成长进入了以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农产品流通主要特点是：幅度有所扩大，增长徘徊波动；出口基本稳定，进口波动较大；流通顺差增加，比较长处产品更加明显。1994年农产品流通总额为258亿美元，1995年农产品流通总额突破300亿美元，2001年为279亿美元。年均增幅仅为1.1%。年均出口额160亿美元；进口波动较大，1997年进口额是1999年的2.3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增至65%，流通顺差由8.7亿美元增加到23.9亿美元。
（三）综合成长阶段（2002年至今）。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的成长阶段。随着开放步伐加快，农产品流通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和综合成长，中国成为世界农产品流通大国，农产品流通总额列居世界第四位，占世界农产品流通总额的3.4%，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列居世界第四和第五位。农产品流通在增加国内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国际农产品范畴对国内农业的影响不断加深。
当前，我国农产品流通成长呈现出5个明显的特征。
从流通幅度看，总额增长快速。2002-2007年农产品流通额由306亿美元增加到781亿美元，年均增加95亿美元，年均递增达20.6%。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从2004年起出现逆差后，逆差成为常态并呈逐步扩大趋势。
从产品结构看，产品特征鲜明。大豆、食用油、棉花等加工原料型农产品进口量激增，水海产品、园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稳步增长；粮食流通波动大，流通逆差和顺差交替出现。
从区域分布看，梯度格局形成。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流通主阵地，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94%和四分之三，沿边地区和中西部流通额增长较快。
从流通主体看，多元化趋势增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逐步成为外贸主力军，其中民营企业取代国有企业成为新兴农产品出口主体，国有企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从范畴结构看，区域集中明显。出口方面，亚洲是最大范畴，比重保持在60%；欧洲居次，近20%。进口方面，美洲是最大来源地，进口超过半数；亚洲占四分之一。从国别看，日本、美国、韩国是前三大出口范畴；美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是前三大进口来源地。
二、农产品流通政策调整
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快速成长与农业流通体制改革和流通政策调整是密不可分的。总体看，农产品政策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计划管理下的逐步开放阶段（1979-1991年）
农产品流通一度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国有外贸企业垄断经营，进口量由特定商品国内供需间计划差额决定，出口量依据进口计划筹资需要决定。
1979年后，中国政府逐步加快了外贸体制改革步伐。由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转变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范畴调节相结合，重新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鼓励出口；在外贸行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家逐步运用报价、利率、退税以及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流通，外贸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农产品流通实行计划成分为主的计划和范畴双重管理体制，农产品为国民经济成长出口创汇的功能仍然突出。
（二）复关和入世助力下的加快开放阶段（1992-2001年）
这一阶段，加快了流通管理体制的范畴化改革，管理方式和手段逐渐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及推行代理制。改革措施包括实行汇率改革，双重汇率合并成单一汇率，实行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取消承包制，鼓励外贸企业经营企业多元化；开展按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外贸公司试点；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增强出口企业竞争力；取消出口补贴,降低关税幅度等。1992-1997年连续4次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其中1996年4月和1997年10月降税分别涉及4900个和4800个税号的产品，关税总水平降至23%。
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由1992年的51%降至2001年的21%。此外还逐步取消了一些非关税壁垒，部分农产品出口配额实行招标。
（三）入世后的综合开放阶段（2002年至今）
入世后，外贸体制进入了以WTO规则为基础的综合改革阶段。在非歧视原则、自由流通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和修改不符合WTO规定的政策法规；加快了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允许私营外贸企业迅速成长，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流通；转变外贸主管部门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配合为主；取消了对货物和手段进出口经营权审批,实行备案登记;加强了与对外流通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公共资讯配合体系。
入世后农业流通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取消了进口许可、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逐步降低农产品关税。2004年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由入世前的21%降到15.8%，随后进一步降低到15.2%。二是对粮棉油糖等10种大宗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不断完善配额管理制度，扩大向非国营企业的配额发放比例，配额内实施关税为1%-15%。2006年起取消了对植物油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三是取消了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更多使用对流通无扭曲作用或扭曲作用最小的国内配合政策。四是积极开展了农业法律法规的清理和修订工作，废除了与WTO规则不一致的规章和文件，修改了相关法律，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更加透明。五是对进口动植物产品使用科学的检验检疫制度。
三、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在综合筑造现代农业过程中，在把立足国内作为农业农村经济成长持续战略的同时，必须学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范畴两种资本，按照统筹国内成长和对外开放要求，不断丰富农业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农业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不断为综合筑造小康社会赠与强大动力。
（二）必须坚持配合“三农”的总目的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国家事业成长全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亿万人民的生计产业和筑造小康社会的战略产业。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成长流通必须围绕中心、配合大局，必须有利于促进和强化“三农”工作。只有把保障农产品持续稳定供给、增加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协调成长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和农业流通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和持久效益。
（三）必须坚持主要农产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原则
中国是一个成长中大国，粮食问题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中国农业成长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国际农产品范畴波动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必须也只有通过稳定成长国内生产，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稳定，保有国际范畴定价中的话语权。因此在发挥比较长处，利用好两个范畴两种资本的同时，一定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大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四）必须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
世界各国都将保护国内产业成长、扩大农产品出口、努力保障农民合理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效益作为国家农业行政管理的主要目的。中国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低，抵御风险能力弱，流通保护和调控空间非常有限。随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农产品流通成长的外部因素影响明显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显著增加。必须在开放中充分考虑国情，坚定维护国家经济和农业农村成长大局，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加强对农业的合理保护，确保农业稳定和可持续成长。
（五）必须注重提升农产档次量和竞争力
世界各国和地区越来越重视农产档次量安全，越来越多地利用农产档次量安全问题设置手段壁垒。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农产品对外流通的主要因素。只有强化农产档次量安全监管，不断提升农产档次安全水平，才能提高农业竞争力，确保农产品“走得出，立得住，成长得好”。
（六）必须强化流通促进公共配合和机制筑造
发达国家在加强重点产品有效保护的同时普遍重视长处农产品的出口促进，通过建立完善农产品流通促进机制，实施强有力的财政和信贷配合措施，开展农产品海外范畴开拓和促销促销公共配合。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小批量、多品种、中小企业为主的特点，出口企业促销难度大、成本高、获益面广，利益驱动不足，必须强化政府公共配合功能，丰富农产品出口配合手段，强化流通促进机制筑造，保障农产品流通健康成长。
